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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频道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四川的学术具有某些地域的特色，而且它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闽学、楚学、徽学等相比较尤有独特的个性而形成了“蜀学”。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蜀学的兴起迄于二十世纪之初，其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学科之一，此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四川在西汉为益州，统辖八郡，其中在川境者计有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越嶲郡。蜀郡之治所为成都。以上五郡统称蜀地。西汉初年蜀地与中原文化相较是极其落后的，汉景帝末年（前146—前141）蜀郡郡守文翁治蜀时始采取系列文教措施以改变原有的状况。《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记文翁于蜀兴学之事：
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学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到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文翁以中原文化的眼光见到蜀地仍存“蛮夷之风”，为改革此种情况，特派遣优秀子弟到京都从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学成后回蜀地大力传播儒学。这在中国历史上首创郡国立学官之制，培养地方人才，给文人学士以广阔的政治出路；由此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使蜀地文化在整个汉代文化系统中后来居上，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等文人学者，时有蜀文冠天下之说。晋代蜀中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里叙述此段史事云：
孝文帝末年，以卢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
《华阳国志》所记当依据《汉书》之史料，但比较二者，颇有差异。关于文翁为蜀郡守的时间，常璩以为是汉文帝末年，应以《汉书》为景帝末较为恰当。关于遣张叔等十余人诣京师受业，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至东汉始有《七经》之称，故常璩所记受《七经》乃误。关于“蜀学比于齐鲁”，据《汉书》所记应理解为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侔，常璩则表述为张叔等学成后，回蜀中教授子弟，弟子众多，以致蜀中学术之盛可比于齐鲁了。常璩的记述虽有失误之处，但西汉时蜀地之文教事业可比齐鲁应是事实，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蜀学”的概念。这里蜀学是指蜀地文教事业的兴盛和儒学的传播，表明蜀地接受并发展了中原的传统文化。
四川学术真正开始呈现地域的特色是在两宋时期。唐末五代时，中原长期战乱，衣冠士族纷纷入蜀避难，前后蜀国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故至北宋时文教事业极盛。皇祐二年（1050）田况守蜀时在成都建立经史阁以弘扬学术，吕陶《经史阁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成都文类》卷三十）吕陶认为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未经兵火战乱的破坏；东汉末高补修石室作为孔庙，规模宏伟；五代后蜀将《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文庙石壁，田况守蜀时又补刻《仪礼》《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这样使儒家经典《九经》完备。因此一千二百余年来，虽然社会历经变革，但蜀中三个神圣遗迹保存完好，它们是蜀学繁盛的标志。吕陶是将蜀学理解为蜀中儒学的。北宋元祐时期（1086—1093）朝廷中形成三个政治集团，即以苏轼、吕陶、上官均为主的蜀党，以程颐、朱光庭、贾易为主的洛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为主的朔党。他们相互进行政治斗争，而蜀党和洛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史称洛蜀党争。南宋之初统治集团在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清算了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路线，革除蔡京余党，恢复元祐政治，曾被列入元祐党籍的洛党和蜀党诸公均得以平反昭雪。这时洛党和蜀党已不具政治集团性质，而程颐和苏轼的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极大，故“程学”与“苏学”同时盛行。绍兴六年（1136）朝廷开始禁黜程学，被视为“伪学”，而使苏学居于尊崇的地位。南宋中期学术界称“苏学”为“蜀学”。蜀中学者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蜀学云。”（《方舟集》卷十三）苏轼父子治儒家经学，又杂于纵横之学，在北宋古文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以文学成就称著。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濂洛理学的否定者，在宋代学术中保持着独立自由的品格与蜀地的学术特色。清代学者全祖望谈到宋代新学与蜀学说：“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新学略》与《蜀学略》）不可不穷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宋元学案》卷九八）因此从南宋以来，蜀学已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思想了。
近代以来，蜀学继宋代之后又呈后兴之势，尤以今文经学之盛并与维新思潮相结合为特点。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刘光第和杨锐联合在京师的四川爱国官绅傅增湘、谢绪纲、王晋涵、李植等在四川会馆观善堂旧址成立“蜀学会”，同时创办“蜀学堂”，主张“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入会者七十三人，他们讲求新学，学习西方先进经验，议论时务。此年宋育仁到成都任尊经书院山长，同成都学者杨道南、吴之英、廖季平等创办《蜀学报》附刊《蜀学丛书》，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批评时局，宣传维新思想，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五月，宋育仁等在成都创设“蜀学会”，在四川各地设置分会。学会的活动以集讲为主，内容为伦理、政事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蜀中学者大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思想活跃，长于思辨，富于理论创新。由于蜀学会促进蜀学的复兴，以致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蜀学仍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兴趣与关注。姜亮夫回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写信，要求补考，征得同意后：
任公先生亲自接见，问我：“松坡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的上司，我父亲曾在松坡先生底下做事。”他又说：“廖季平先生是不是你老师？”我说：“是的。”他问还有哪些老师，我就约略地说一下，他都晓得。他说：“这些先生都很好，你为什么不在成都高师读下去？”我回答说：“成都高师我已经毕业了。”他说：“好，我就让你补考吧!”接着就给我出了题目：《试述蜀学》，当即我就写了二三千字的文章交上去了。任公先生一边看一边微微地笑着，有时点点头。
此后成都学者刘咸炘在《蜀学论》里追溯了蜀学的历史，继而蒙文通在《议蜀学》里倡导说：
夫伊洛当丧学绝之后，犹能明洙泗之道，绍孟学之流，以诏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杂漫之学以与朔洛并驱。自顾以迄于今，其道已弊。吴越巨儒，复已悔其大失，则蜀中之士独不思阐其乡老之术以济道术之穷乎!是则承学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择者也。
中国学术的发展自西学东渐之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回顾宋代的苏学，其缺失已经显露，因而如何弘扬蜀学传统是宜慎重考虑的。这是蒙文通对于蜀学事业的关切与希望。
从蜀学概念内涵的演变，可见它由引进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迄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蜀学从西汉绵延于今，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纵观蜀学的发展，其主要成就在文学、史学、哲学和经学方面，其学术思想既体现了中原学术传统，又有相异之处；既有时影响着主流文化，又往往遭到正统学者的批评；既有地方学术的滞后性，又比时尚文化更富于传统精神。我国新时期以来学术昌明繁盛，地域文化发展迅猛，蜀学成为现代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文化的中心是思想或哲学，举凡政治、历史、文艺等无一不受其影响。哲学固然是思想，而文学、史学、宗教之类，无一不具有鲜明的思想性”，“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国固有文化，其重点是指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为适应新的学术发展趋势，近年“中国学术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已受到学界的重视，有着广阔的前景，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蜀学即是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二
学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必然是在人类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才产生的。中国的学术思想发端于《周易》，它乃儒家“六经”之首，约产生于西周初年（前1027），此后春秋战国时期相继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学说，构成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巴蜀远离中原文明社会，处于闭塞的蒙昧状态，距学术的产生尚十分遥远。蜀学的文化渊源绝非来自古代的巴蜀。
战国时期秦国强大，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遣司马错率大军自石牛道——由陕西眉县、斜谷、勉县、阳平关、四川青川、广元、昭化、剑门关——伐蜀，冬十月灭蜀。《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四川广元西南）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四川彭山东北）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四川彭县西北六十里），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周赧王元年即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前314）秦王封公子通于蜀，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守。周赧王三十年即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秦王诛蜀侯绾，仅置蜀守，秦之郡县制在蜀地完全建立。秦国灭蜀后，为巩固其统治，曾经数次大量移民。秦国在蜀地初建政权，除政府官员及家属、驻军等入蜀者之外，又移民万户以填实，这是第一次的移民。秦始皇九年（前328）长信侯嫪毐作乱，被诛杀，其党羽四千余家，迁于益州部汉中郡房陵（湖北房县），由此再分迁蜀中各地。十二年（前235）文信侯吕不韦死，其党羽及悼亡哭临者万余家迁蜀之房陵并继分迁蜀之各地。十九年（前228）秦国灭赵，赵国贵族及富户被迁于蜀地。《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惟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四川邛崃），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临邛的程郑氏是由山东来的移民，亦因冶铁致富。从司马迁的记述，可知入蜀的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可以贿赂将吏而选择居住地。《华阳国志》卷三汇列蜀中各地的大姓有柳、林、张、赵、郭、扬、何、罗、常、陈、刘、朱、李、翟、马、史、郑、汝、彭、段、康、古、袁、杨、谢、费、吴、隗、楚、石、薛、相、程、姚等，从姓氏的来源考察，则它们皆为中原的氏族。我们可以断定：在公元前206年汉王朝建立时，中原的移民已成为蜀地居民，而古代巴蜀的原住居民因杀戮、逃亡或同化，靡有孑遗了。在蜀地归并秦国时，即以行政的方式推行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字、习俗、语言、文化，所以才可能于汉代初年孕育出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关于司马氏的氏族来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夫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史记》卷一百三十）
司马是以周代职官名命氏的，《周礼》夏官大司马之属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其子孙自周分迁于中原各地及秦国。秦国的著名人物有司马错、司马鄿霧、司马庾、司马康等。司马氏是随司马错伐蜀而徙居蜀地的。司马相如即出自此支司马氏之后，因久居成都而称成都人了。《汉书》卷五七《司马相如传》云：
司马相如字子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赋》。
可见司马相如青少年时代是在成都求学的，长于流行的辞赋。其所作辞赋的文字、体制、词语、事典、风格，皆属中原文化范畴，而且这皆在文翁兴学之前，表明成都与中原主流文化是相通的，虽然文教事业尚未发展起来。西汉后期的扬雄是第一位蜀学大师，其家世亦出自中原。《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云：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侨者，从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于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逼扬侯，扬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卢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四川郫县），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无它扬于蜀。
汉成帝时扬雄四十岁始离蜀游京师，其学已成，辞赋学司马相如，《法言》仿《论语》，《太玄》效《周易》。我们追溯其辞赋、经学和小学的学术渊源，它们皆出自中原学术。此外西汉的蜀中学者如赵宾传孟喜《易》学，严遵精于《周易》《老子》和《庄子》，何武治《周易》，张宽著有《春秋章句》，胥君安精于《春秋》，杨宣受天文图谶之学，王褒为辞赋名家，洛下闳造《太初历》，任永长于历数，他们直接承传着中原学术。
每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即是该时代的统治阶级思想。当巴蜀地域成为中国王朝疆土的一部分时，其文化必然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蜀学兴起于西汉初年，它无论在学术体系、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等方面均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当然因地域文化的差异，某些地域的学术可能呈现一些特色，但最初的蜀学仅是中国学术在蜀地的移置，地域特色尚未表现出来。
三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新史学家们以科学的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历史。怎样科学地看待上古历史和辨析相关史料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史学界最关注的新问题，因而出现了“古史辨”学派，这无疑是新史学的良好开端。
中国历史的起点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中华民族是否有五千年的文明，或者上溯到盘古开天辟地的更为荒远的年代？司马迁虽然记述了《五帝本纪》，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发端，其叙述极为审慎而简略，因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的年代均不可考，所以他最后表示怀疑：“学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司马贞《索隐》：“《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史记》卷一）从近世甲骨文字的发现，可以考知殷商王朝的世系，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自此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的年代。“古史辨”派的研究“可以说明一种极重要的事实，就是《诗经》和《书经》除出后人伪造的几篇东西以外，并未讲到尧舜。同样在纪年的次序上面还有更早的神农，他的被人知道是在孟子讲到他之后，至于黄帝，直到了秦朝才出现；中国的始祖盘古则在汉朝以前简直无人知道”。因此在殷商王朝以前的历史是属于神话传说性质，并非信史。由此，我们回顾巴蜀古代的历史，便不至于将神话传说与信史混淆起来。
殷墟卜辞中“蜀”字有十一条，如“蜀受年”、“征蜀”，此“蜀”乃在鲁地。《春秋左传》宣公十八年“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所以关于近年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伐蜀”、“克蜀”等字，李学勤亦以为此“蜀”皆在鲁地。文献中关于巴蜀的记载见于《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伐蜀。”司马贞《索隐》云：“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史记》之《秦本纪》和《张仪列传》记述秦灭蜀之史事极为简略，并未提到蜀王为谁。模仿古代文体和典籍的叙述方式进行撰著，这是扬雄的一种思维习惯。他仿《五帝本纪》而作《蜀王本纪》，拟构了蜀王的世系。《蜀王本纪》早佚，今存两则重要佚文是：
蜀王之先名蚕丛、柏、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文选》卷四《蜀都赋》刘逵注引）
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
第一则佚文引用的时间较早，文意完整连贯，第二则为宋人转录，有错字和脱落。司马迁叙述了关于“五帝”的传闻后从史学的角度表示怀疑。扬雄是否在叙述蜀王故事之后表示学者的怀疑呢？可惜因其散佚而不可知了。扬雄所排列的蜀王世系的根据是什么？此前历史文献中并无这个世系及蜀王名称，文献不足征也。那么他是根据巴蜀故老的口述史料？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秦灭蜀至西汉末已历三百余年，巴蜀土著早已不存，而当时的“故老”已是中原的移民，他们怎么会知道古蜀茫昧的世系。因此，这个蜀王世系当是出自扬雄的杜撰。如果真如他所说“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则巴蜀的历史早于中国的“五帝”了。今存《蜀王本纪》佚文尚有关于古蜀的故事，如《文选》卷十五《思玄赋》李善注引：“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关于秦伐蜀，《艺文类聚》卷九四引《蜀王本纪》云：“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这两则记述，一属超自然的神话，一属怪异的传奇故事。常璩依据《蜀王本纪》等资料在《蜀志》里将蜀王世系表述为：蜀之立国始于人皇，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春秋时蜀侯蚕丛称王，次为柏灌，继为鱼凫，至杜宇号称蜀主，教民务农；七国称王，杜宇称帝，是为望帝，禅位于开明；开明号丛帝，移治成都。常璩在记述中插入了扬雄讲的许多神话，但实际上他对这些故事是持否定与怀疑态度的，故于《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
《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斜）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且太素资始，有生必死；死物终也。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碧珠出不一处，地之相距动数千里，一人之血岂能致此？子鹃鸟今云是，或曰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
因此《蜀志》所述蜀王世系等事，我们应该视为神话传说。此后探索巴蜀古代社会的学者们依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以及《水经注》和地方志等资料，以拟构蜀王十二世的世系，论证其各阶段的社会发展性质，划分各王朝的历史时期，考察其疆域，再以蜀地近世出土之文物与发现之远古遗址作种种联想比附，以为古蜀王国已经是一个在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的高度复杂的分层社会，已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和结构复杂的宫殿，而某些器物图纹符号即是巴蜀古文字，其社会已达相当高度的文明程度了。这样以《蜀王本纪》的神话故事为基础，经过两千余年的层层堆积，古代巴蜀社会的历史丰富了，它的文明被发扬光大；可是这些层积是出自想象、猜测或推论，因其所据之文献不可靠，遂使考古而得材料之比附缺乏坚实的基础，以致诸种结论远离了古代巴蜀社会的真实。
扬雄所拟的蜀王世系是无根据的，但他以为古蜀社会“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一判断较符合其社会性质。古蜀保存着初民的部族习惯，语言特殊，没有货币，没有文字，没有礼乐制度，是一个蒙昧的社会。无论从历史文献、成都平原出土的上古文物与发现的遗址，迄今确实未发现巴蜀有自己的文字，而且也无中原的文字；什么“蚕丛”、“鱼凫”、“杜宇”来历不明，亦不可考；也未发现存在什么姓氏，更未出现人口、生产资料、商品和消费集中的城市。因此，古代巴蜀尚不具备文明社会的条件，而是处于人类社会的野蛮阶段的后期，所以张仪和司马错皆称之为“夷翟”。当秦国军队入侵时，它根本无法对抗文明强国而迅即彻底溃败并被彻底消灭。巴蜀处于四川盆地，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又因其四周的崇山峻岭而形成的险阻，使之与中原隔绝，处于封闭的状态。这样固然可使巴蜀的初民如传说中的“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既无自然环境的挑战，亦无外敌的侵挠，然而却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论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说：
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从种族上来看，好像同南方和西南方广大地区的居民——从黄河到雅鲁藏布江之间，从西藏高原到东海和南海——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在这样一片广大的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创造了文明，而其余的人在文化上却毫无所有，我想这个理由也许是他们虽然有潜伏的创造才能，可是由于某些人遇到了一种挑战，而其余人等却没有遇到的缘故。
中国古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其自然环境相对地艰难，曾遇到种种的挑战，却玉成了他们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者。古代巴蜀的先民未遇到严酷的环境挑战，以致在很长的时期内社会停滞不前，没有创造历史，没有体现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的力量，没有创造文明。秦灭蜀后，古代巴蜀消失了，未留下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是文明战胜愚昧的必然结果。
蜀学与“巴蜀文化”有无关系呢？我们从蜀学的文化渊源来看，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巴蜀文化”本是考古学的概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成都外西白马寺的附近陆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抗日战争时期入蜀的考古学者在收藏家和古玩店里见到这些器物，经过勘察出土地点，以后又见到四川其它地方出土的器物，它们在形制与纹饰等方面皆具地方特色，于是引起关于它们的真伪及年代的讨论。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为“巴蜀文化专号”。“巴蜀文化”的概念即源于此。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同一历史时期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文化的特征。近数十年间成都平原所发现的若干上古遗迹与遗物皆属于巴蜀文化。赵殿增说：“考古学所说的巴蜀文化包括属于四川一带的两个民族产生、发展、繁荣、逐步衰落，直至形成新的文化以前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具有独自特征的全部遗迹和遗物。”蜀学不仅与“巴蜀文化”无联系，古代巴蜀的遗迹和遗物也非蜀学研究的对象。
中国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区域自主权扩大，由此推动区域的文化建设。在区域文化建设的同时，强调地域文化的独立发展，构建地域文化系统。在此文化背景下，四川的一些学者遂将“巴蜀文化”概念的原有性质改变，扩展其外延，丰富其内涵，于是拟出一条从古代巴蜀社会到四川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锁链。它是古代巴蜀的延续，从未中断过，并未因秦以来汉文化的融入而消失；它的早期即认同和融入华夏文化，秦汉时期仅是其结构变化而已。巴蜀文化从采集和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积累了文明因素，以优越的农耕文明融入汉文化，但又延续和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地域特色。这样巴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四千五百余年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绵延到现代化时期。所以巴蜀的历史极为古老，同中国的历史一样始于“人皇”，由此可见其悠久与辉煌。“巴蜀文化”等同于“四川文化”，它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起到了何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从地域的观念的自我认定，若从中国文明的起源来看，以及它对中国整个文化史的影响来看，是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因为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和楚文化的意义相比拟的。这正如古代夜郎一样，并未冷静地客观地认识自己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实际地位。如果将四川文化等同于巴蜀文化，仅是一种地域文化观念，当然蜀学应包涵在其中，并且是其核心，但“巴蜀文化”毕竟与考古学的概念淆混，而且将导致强调四川文化与古代巴蜀的亲缘关系而对历史产生误解。蜀学对这种“巴蜀文化”在理论上是不能接受的。
作者简介：谢桃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词学、国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