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书院渐盛看中医教育发展

2021年，“王琦书院”创立，“首届中医书院发展论坛”举办，受到中医界广泛关注。今年，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开学典礼再次引发业内关注。“中医”和“书院”都是散发着古典韵味的“旧行当”，“中医书院”又是充满勃勃生机的“新事物”。中医教育与书院文化碰撞、结合的现状、因由及其走向，值得深入思考。

中医书院的历史现状：源远流长于今为盛

2018年《中国中医药报》以《胡同里的“中医书院”》为题报道了济南的经华卉典古中医研究所，认为“在这个位于胡同里的小院中，他们迈出了创新中医传承模式的第一步。”时至今日，中医书院不断发展壮大，已经非常繁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中医类书院已逾百所，诸如北京国医书院、厚朴中医学堂、孔子中医学堂等。当代中医书院的发展现状是数量上可谓众多，且从中医发展大势和书院复兴的趋势看，中医书院还存在继续扩张的显著态势；类型上形成了民间中医书院与高校中医书院并重、实体书院与线上书院并存的格局；办学取向上涵括了培养领军人才、强化通识教育、进行流派传习、服务社会教育、开展继续教育、推进中医科普等多元方向；实际效用上，中医书院为中医药教育转型的模式探索、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媒介拓展，提供了可行平台和全新窗口。

如果追溯中医书院的发端，元代已经出现兼容医学教育以及医学业务的书院（如历山书院），古代名医很多具有书院游学的经历，并在成名之后本着书院精神讲传医道医术（如朱丹溪），清代张志聪则继承乃师卢之颐的讲学事业，创办了侣山堂，成为最早的明确以中医教育传承为主体的书院教育机构。近代以来，以丁甘仁筹建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5年）、张锡纯开办的“国医函授学校”（1928年）、“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萧龙友联合创办的“北平国医学院”（1929年）以及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1932年）为代表的一批民国中医社会办学力量可谓中医书院式教育之先驱。它们既不同于传统太医署、太医局、太医院等官办中医教育，又不同于民间家传制、师徒制的个体跟师教育，而是面向中医发展及其社会需求，尤其针对当时“漏列中医”“废止中医”的“时代潮流”而自发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为保存、延续中医的血脉和火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形式上看，这种民间性的社会办学，与书院教育的民间性可为同调；从内容上看，它们也兼容了西医教育，但宗旨均提倡根据中医经典开展教育，主张“办学授业，设院践行，编著存菁”，这和传统书院的教育理念若合符节。所以民国时此类国医学校虽未取“书院”之名，但颇有中医书院之实，位于北京的金方书院即以承续“华北国医学院”为其历史根基，也印证了这一定位。

民国国医学校的探索非常可贵，但毕竟是在现代中医药院校教育制度诞生之前的产物，我们今天审视中医书院的重新兴起，不能脱离中医药院校教育制度的宏观背景。今年恰逢“五老上书”六十周年，1962年在《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中，于道济、陈慎吾、秦伯未、李重人和任应秋等五名中医专家就“培养目标问题”“中医课程内容的安排问题”“大力提倡读书（包括背诵）风气，练好基本功”“怎样突破文字关”等提出了改进思考。沧桑一甲子，铿锵五老音，中医药院校教育开展之初就直面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绵延而消逝，反而在中医道术与学科管理的交融中、在中医思维与科学思维的碰撞中，成为中医药学脉传承需不断叩问的教育之思。此类隐忧为透视中医书院的兴起因由提供了一个切口。中医书院在今天的复盛，可视为中医药院校教育自我调适中的一种转型尝试，本质上是对中医主体性在中医教育中回归的探寻，从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逐步兼容、大力补足经典底蕴、原创思维、人文通识、大师引领、跟师学习、学派学脉等内容，并与院校教育相辅相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延伸出新的选择。

中医书院渐盛的原因：传承与现代的变奏

展望当代中医书院现状，北京地区的中医书院发展最为兴盛，这和北京作为全国中医药资源高地不无关系，也和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是新时代书院复兴的排头兵密切相关。事实上，从整体上看，中医书院的复盛都不能忽略书院复兴势头正劲的社会趋势。古代书院正在不断地复苏、复活、重建、重新发挥教化功能，各类新兴书院也层出不穷。民间中医教育正迎合了这样一种书院文化复兴热潮，对中医书院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内在呼唤。民间中医教育，几经没落与低谷，现在正在实现良性回归，书院实为民间中医教育提供了一个饱含底蕴的立身之所，并逐步发展为中医药教育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中医药院校教育应与民间教育协同共进，当然这也是中医药领域体制力量与民间力量共同责任意识的有机合流。

书院复兴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高校书院制的蓬勃发展，书院制成为当下高校贯彻立德树人宗旨、落实三全育人理念、探索通识教育的前沿平台，在全国已广泛铺开，中医药高等院校同样也已开展积极探索——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书院、岐黄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扁鹊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的岐黄国医书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尚真书院、本草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国医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的新安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大德书院、复兴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淡安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的伤寒书院等。2021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书院成立大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等13家中医药院校共同成立了“中医药高等院校书院联盟”，将中医药书院教育模式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高峰。以王琦书院为例，王琦院士提出在中医药高等院校创办一所融合现代教育与传统师承教育、兼顾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普遍性和特异性的书院，是破解中医药人才培养难题的一种全新办学模式，其办院宗旨是“发经典之奥义、融现代之新知、汇百家之言论、畅自由之思想”，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在王琦书院开学典礼致辞中表示：“王琦书院的设立，在师承制和高校培养制之间搭建了一个融通的桥梁，为中医药高层次领军人才的培养，开创了一个新的创新的平台。”作为中医药院校教育现代转型中的自觉探索，书院制模式有助于更加注重经典、注重师承、注重讲学、注重思维培育、注重名师名医引领等，更好地在教育理念上找到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人文与科技、理论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的平衡，更好地在教育实践上做到医与教、德与才、经典与临床、学科专业与学科交叉、科学研究与战略研究、学制教育与继续教育、学派传承与理论建构的并重。

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看，院校教育仍是当今中医药传承发展的主力军，不过，书院教育的转型探索，应可弥补中医药院校教育发展可能出现的失衡或者偏失。中医书院探索的新空间和新模式，与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内在旨趣一致，在凝望传统的过程中实现生命力的寻回，为中医药教育转型和事业发展注入的新的时代活力。另一方面，中医书院也拓展和丰富了书院发展的疆域，为“书院+”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尤其是作为宗旨明确的主题型书院，中医书院非常值得引起书院研究领域的关注。

中医书院的发展走向：中医与书院的双向开新

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书院的优势在于：“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他认为从“研究的形式”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对中医教育而言，不仅书院的形式值得借鉴，书院教育在内涵建设上主张开放讲学、推崇自由论学、重视人文教化，这些亦是中医教育守正创新所需汲取的。传统书院的三大功能——讲学、藏书、祭祀，分别从学术研究、经典传承、职业信念培育三大层面展现出与中医教育十分相近的教育内容和功能追求。故从“中医+”的角度看，中医教育应大力推进这一方式，抓住中医药文化振兴与书院传统复兴的时代契机，在传承、提升自身内涵的过程中推进发展模式的完善更新，让书院成为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就需要坚守“书院”的内涵式发展，避免“书院”的虚名化、空心化，更不能为变相的商业化的张目，那样只能在异化的过程中反噬自身，而偏离中医事业以及中医教育发展之正道。书院内涵式发展，才是中医书院兴起的源动力，也是符合中医传统的长久发展之道。

另一方面，从“书院+”的角度看，书院应格外注意中医书院的文化引领意义，这是中医药的文化底蕴所决定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上医医国”，中医文化价值取向与关怀社会、厚德济生的传统主流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中医药关于生命健康的理论取向，也可以补足传统文化在生命教化维度上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展现传统文化对身心性命的整体思考，在传统性命之学对形上维度的强调之外，从身体、健康、养生、调气、愈疾等维度，提供对“修身”的全面关照。其实，即使在性命之学的维度，中医药文化关于情志、心身、神识等理论思考，本来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道术合一”文化传承的典范代表，中医药文化还内蕴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在实践层面它有着丰富技术操作手段，这是传统文化教育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内涵维度，也应构成书院教育的题中之义。简言之，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书院教育的内涵不应缺少中医药文化，而应合理布局开设中医类课程，作为国学素养的基本内容来讲授和传习。当然，书院这一内涵建设的补足，对于中医药文化的社会教育、文化普及无疑将起到积极的助力作用。

中医书院的转型探索，并非只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态势，而是符合新时代文化建设以及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的发展大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中医思维培养，改革中医药院校教育”；《“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提出“深化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进一步丰富中医药文化教育。”这些都可与中医的书院化转型发展同频共振。中医书院对于推动中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效能，都将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